近一段时间，随着土耳其与俄叙联军争夺伊德利卜省控制权的“明争暗斗”愈发激烈，外界更多地将注意力聚焦在军事领域，却忽视了一个深层次问题——叙利亚难民潮。

与战场上各路强人的打打杀杀、你方唱罢我登场相比，手无寸铁、流离失所的上千万叙难民由于处在弱势地位，不仅缺乏话语权沦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还被各方势力当做“战争副产品”甚至“包袱、累赘、祸水”，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利用。

但纵观叙战事演变，再放眼该国未来局势变化，难民肯定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因素和关键变量。具体来讲，叙难民问题不仅关乎今后巴沙尔政权的兴衰存亡，还深刻影响着土耳其对外政策的走向，进而可能会持续摇撼、推动整个地区形势朝着更加不可控和难以预测的方向发展。

这是有前车之鉴的——因历次中东战争而产生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，直到现在仍不断发酵，持续困扰着包括以色列（本身也是犹太难民建立的国家）、叙利亚、黎巴嫩、约旦等在内的诸多中东国家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本地区的地缘安全格局。

就拿以色列来说，被困在“弹丸之地”加沙的约200万巴难民，被哈马斯武装裹挟，成为其对抗以方的“人肉盾牌”和不竭兵源，反而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以色列屡屡陷入被动。

而黎巴嫩真主党的兴起（源自巴解武装入黎激化该国教派矛盾）、叙利亚（收容了50多万巴难民）和伊朗（从巴列维王朝时代起就因巴难民对以色列不满）乃至大半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的长期敌视，很大程度上也都与巴难民问题相关。

而在以色列国内，截至2019年，由巴难民、叙难民（主要是聚居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）转化而来的阿拉伯裔公民已达190万之众，占以色列总人口的21%。虽然多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试图笼络、同化这一庞大群体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

近年的一项民调显示，超过60%的犹太人不愿和阿拉伯人住同一栋楼，另有34%的犹太人毫不隐晦对阿拉伯文化的鄙视。而在受访的阿拉伯裔公民中，56%的人表示“不以以色列国籍为荣”，还有73%的人称“不会为捍卫以色列而战”（以政府也不“鼓励”阿拉伯人参军），甚至有半数受访者流露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同情和支持。而随着近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加紧推行“国家犹太化”政策，以色列内部族群问题今后只怕会更麻烦。

回到叙难民话题上来，情况则更加复杂、棘手。自2011年3月叙利亚内战（其实早就演变为国际冲突，只不过外界叫习惯了）爆发以来，该国有多达135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，其中超过700万人逃往国外。

20多个欧洲国家加起来统共收容约100万叙难民，就可劲吹嘘自己多么“博爱”，但他们相比土耳其可差远了，后者收容叙难民达370万人（占比过半），是全球接纳叙难民最多的国家。此外，约旦、黎巴嫩、埃及、伊拉克等“手头并不宽裕”的中东国家，也收容、安置超过200万叙难民。

美国国会2019年2月18日出炉的一份报告称，2011至2018年，土耳其为安置叙难民花费高达300亿美元（一说为欧元），基本上都是土政府“自掏腰包”。除了欧盟和联合国提供过少量资金和物资援助，国际社会大多“口惠而实不至”。

美国专业智库“移民政策研究所”（MPI）披露的数据更惊人——若将叙国内民众算在内，这些年来总计有多达1300万叙利亚人曾获得土耳其官方援助（主要是各种生活和医疗物资），相当于6成叙利亚百姓都多多少少受过土耳其的恩惠。

正因为收容了数百万叙难民，土耳其对巴沙尔政权感到恼火和敌视是理所应当的——土方又没求着叙当局把这么多张嘴送到自己家里“连吃带住”。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土耳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叙利亚问题的“利益攸关方”。换言之，土耳其有充分理由向叙当局“索求”回报。

当然，土耳其的“索取”方式也确实阴狠毒辣——要么扶持叙反对派武装抢占地盘，要么直接出兵抢夺叙利亚国土。土耳其还在窃取的叙领土上组建行政机构和安全部队、推行本国护照和货币、收缴赋税、推广土耳其语教学，大有永久霸占之意。

具体到现在的伊德利卜危机——土耳其之所以不愿向俄叙联军妥协让步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已经无力再收容该省的上百万难民涌入本国。

而土方在叙利亚一侧边境地带建立纵深约30公里的“安全区”，既是想从地理空间上阻断、隔绝叙土境内库尔德武装之间的联系，也为了遣返、安置滞留本国的数百万叙难民，并利用前者对巴沙尔政权的不满，扶植起大批亲土仆从武装，甚至建立傀儡政权，从而在叙利亚土地上建立一个听命于自己的“国中之国”。

按照土高层设想，此举一旦成行，不仅能缓解本国的叙难民问题，还可趁机攫取邻邦地盘和巨大经济利益，同时钳制、削弱巴沙尔政权，更能为本国争得博弈叙利亚棋局乃至逐鹿中东的强有力筹码，这个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。

另据法新社报道，出于多重考虑，土耳其官方只愿接纳“30万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”的叙难民入籍，仅占土境内叙难民总数的8%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这一消息从侧面表明，土耳其会想法设法将大部分叙难民“送回”叙境内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逃往境外和滞留在伊德利卜省的叙难民，多数不愿再接受阿萨德家族统治。这一点从伊德利卜省的人口变化亦可看出——该省原本是“人口洼地”，战前常住居民仅16.5万。但后来随着大批反对派武装和外省难民纷纷涌入，伊德利卜总人口很快突破300万大关，是战前的18倍还多。

而近几个月战火重燃后，虽然叙政府军陆续收复约2000平方公里失地，但所到之处经常空无一人。原来，当地居民非但没有夹道欢迎王师，反而收拾细软扶老携幼逃往尚未被叙军攻占的地区，人数多达90余万（很多人已逃过不止一次）。这些难民或许对叛军不满，但肯定更不想“一切恢复原样”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，战前叙利亚有40%的人口（家中有人参军、做公务员或在其他公共部门当差）靠“吃皇粮”生活，该群体属于巴沙尔政权的“铁杆”支持者。这一比例恰与目前叙当局实际掌握的人口占比（约45%）大致相当，由此亦可反衬出另外超半数叙利亚人对巴沙尔政权的态度。

按照目前形势，土耳其拿几百万叙难民和大批仆从军当资本，不但握有长期干涉叙内政的“借口＋抓手”，还可以此向西方（特别是欧洲）大打“难民牌”，迫使后者在库尔德人、军事/经济援助、侵占叙国土等重大议题上对土软化立场，并给予实质性好处。

别看俄罗斯在军事上压着土耳其一头，且近期在伊德利卜战斗中对土态度强硬。但是，俄方同样需要土耳其关好叙难民潮的“闸门”——按照俄防长绍伊古2月18日在罗马参加俄意“2＋2”会谈（两国防长和外长）时的说法，目前每天平均有1200名叙难民从黎巴嫩、约旦返回故土，叙当局就已经吃不消了，连起码的水电暖供应都无法满足。

假如土耳其强行驱赶上百万叙难民回国，势必在很短时间内给巴沙尔政权及其背后的俄罗斯、伊朗等国造成巨大财政负担，而这对于刚刚开始享受“战争红利”的俄方来讲，不啻为当头一棒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俄罗斯也不大可能和土耳其完全撕破脸。

事实的确如此——目前，俄土不仅已恢复在叙北部的联合巡逻，土耳其还同意2月25至28日俄军飞机进入本国领空实施“侦察飞行”（表达互信姿态），并计划在3月初与俄罗斯、德国、法国就伊德利卜战事举行4方磋商。

总之，叙难民问题既让土耳其承受重负，也给了其占据道义制高点和地区争霸的筹码与机会。而土方之得即为叙方之失，尽管巴沙尔政权在战场上连连得手，却因人口锐减“流血不止”。

粗略统计，刨去海外难民700万人、库尔德控制区约200万人、伊德利卜叛军控制区300万人，目前叙当局治下总人口也就1000来万（2016年之前比这个数字还要少得多），仅为战前的45%左右。

其中，被视作阿萨德家族统治基石的什叶派（含阿拉维派）、基督徒、德鲁兹派等少数族裔，原本人口就不多（战前约500万人），后来青壮年又被大量征召入伍上了前线，在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事中损耗严重。

据联合国统计，截至2019年中期，叙政府军方面已有17.5万人阵亡，如果算上叛变、受伤（致残或丧失战斗力）、被俘、失踪人员，兵力损失或超过60万之众。由于叙军伤亡人员多来自阿拉维派等少数族裔，数十万青壮年丧生或失去劳动能力，必然对巴沙尔政权的根基造成不利影响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叙军长期处于兵员匮乏的窘境，不少士兵服役达10年之久（叙利亚奉行义务兵役制，理论上年满19岁、不超过42岁的健康男性公民都要当兵1年半至2年），入伍时20出头的小伙子，如今都成了30来岁、百战余生的老兵。

更夸张的是，2011年内战爆发之初，叙当局还征召过大批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预备役官兵，这些人就算有幸活下来，现在也都是奔“6”去的“苍头军”了。虽然2018年12月，叙军方就曾表示将从2019年1月开始，陆续让超期服役5年以上的老兵退伍，但由于战事险恶、兵力吃紧，叙当局不得不一再要求这些军人“加班”。

随着2018年以来叙军在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，巴沙尔政权的控制区面积和人口不断增加，通过收编反对派武装、征召新收复地区青壮年入伍等方式，叙军兵员匮乏问题有所缓解。但是由于总人口锐减，叙当局在开展恢复重建时仍饱受劳动力不足之苦，财政收入也大受影响。

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，截至2019年底，叙利亚劳动力人口约480万，比战前（2010年）减少近100万，降幅超过16%。而且，在逃亡海外的700万难民中，拥有一定资产和受过高等教育者不少于60万人，如此多社会精英和大笔财富流失，更给叙利亚未来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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